最近的观察，认为北京刚公布的百分之四点六通胀率是比实际偏高了。

1960年，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Robert Triffin）所著《黄金与美元危机》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一国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无疑存在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总有一天会崩溃。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纸币的购买力或物价水平，可以较为合理地决定两国货币的汇率。

在大中华地区，可争取率先采行钉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创造条件先行开放人民币（以至统一货币），并增强其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示范效应。这个举措，无疑意味着朝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方向迈前一大步那所谓失业，是要有雇主及被雇的存在才出现的。严格地说，行乞、犯案也是职业。其中自己感到最满意的，行内不重视，可能因为与传统的分析格格不入吧。

他们有一段颇长的时日可以逆来顺受，但一旦遇到市场大为不景，租值全失，专利名牌就变得麻烦了。简单地说一句：租值是资源使用不受价格变动影响的那部分的资产价值。同时运用政府的力量，加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从而推动出口，限制进口。

建设支持市场机制的法治环境 时代周报：根据3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由于寻租基础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特约记者 马国川 发自北京 在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可能独善其身吗？ 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国内一些研究者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的经济出了大问题，中国可以在西方的崩溃中崛起了。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

您如何看待这场危机？ 吴敬琏：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他们看来，美国的经济出了大问题是一个好事，中国终于可以在西方的崩溃中崛起了。

这种状况在近期内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普通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时代周报：在经济之外，社会问题同样突出而尖锐。10年以后，到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2006－2010年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一方面，目前的货币总量肯定不能放松，一旦放松，可能一时日子好过了，但产生的后果会很严重。

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不但大大超过了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然而由于既有利益格局的限制，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拖延了改革，反而用中央银行的干预压制本币的升值，结果造成了90年代资产泡沫破灭导致的金融大危机。日本1986年资产泛滥，房价、股价大幅上升，1990年崩盘后18年来一直没起来。

在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可能独善其身吗？ 这场金融危机必然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冲击。二是CPI上升，通货膨胀。

今年之前，网络泡沫的破裂已经是一次提前的预演，次贷危机是有大毛病的金融体系的一次爆发。从中长期看，投资效率下降，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和东亚的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采取了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而且，由于农民不掌握土地所有权，就使得城市官员和农村干部能够任意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征用农民的土地，用以牟取暴利，而置失地农民的身家性命于不顾。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逐渐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由于美元储蓄率太低，美国为了维护经济运转，就大量发行美元，以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美国居民很高的生活水平。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日本战后大规模投资时期的投资率峰值是34％）。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来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财税政策也可以倾向性进行一些调整。

（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又过度下移，使各级政府不能不努力运用自己能够支配的资源，扩大本地经济总量。现在我国沿海地区的一些经济重镇，中小企业生存相当困难，宏观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

二战结束以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了克服内需不足的问题，采取了以政府主导，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和实现本币低估为特点的出口导向政策，以旺盛的出口需求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增长起了极好的支持作用。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多有存在。

除了内部经济失衡外，粗放增长方式的持续所造成的另一个经济后果，是外部经济的失衡。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吴敬琏：这是非常浅薄的见识。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策：短期内，要采取短期措施尽量稳定经济。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

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乃至宏观经济中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和消费价格膨胀（Inflation，一般译为通货膨胀）开始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日前，在《时代周报》独家专访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直斥为非常浅薄的见识。

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社会主义国家和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口号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11年。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所以，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吴敬琏：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后果，是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基础的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本来对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由于原始的低效经济与现代的高效经济并存和所谓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作用，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本来就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短期调节的目的是把经济形势稳住，不要出现市场急剧的崩盘，也不要出现中小企业大规模的倒闭，企业倒一些难以避免，但不能伤了元气。

时代周报：看来，改革仍需过大关。但是，更根本性的措施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改革实现技术效率提高这一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而不是现在的投资增长模式。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外汇存底的大量增长，出口导向政策亟需进行进一步市场化（自由化）的调整。中国要强身健体，自求多福 时代周报：那么，目前中国到底该怎么办？ 吴敬琏：在上海的一次演讲时我提出，中国要强生健体，自求多福。

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在抛离黄金体系的情况下，美国货币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对应的财富泡沫也就因此形成，当泡沫破裂时，经济危机也就产生了。